授奖词：这篇朴质、诚恳的文章中蕴蓄着灼热的情感和动人的力量，作者通过对贾植芳先生苦难人生和学术轨迹的梳理，生动呈现了一位优秀的知识分子和典范性的学者的风骨、气度和可贵的人格魅力，从而有力地质问了当下的精神失忆，显示出作者对于历史记忆的卓越的洞察力和庄严的责任感。

感谢《钟山》给予我一次珍贵的机会，向贾植芳先生致敬！他是我生命中的丰碑，他告诉我应该做一个怎样的人。这是一次，在努力追回记忆的写作，因为记忆变得模糊和脆弱。可是当我年岁增加时，像所有人一样，我害怕 “健忘”，害怕曾经的恐惧重新笼罩在我头上，更害怕在岁月的长河里迷失。我这才感觉到，记忆的重要性。我把写作投入在“非虚构”上，我意识到，人，原来是需要在记忆中寻找自己的明天，没有记忆的生命，似乎就看不见最后的归宿；你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。在一次次的回忆、思考和询问中，也是在阐述的过程中，对历史有了一份更深的认知。我们曾经落入迷茫，现在敢于重新捡回记忆时，就是我们敢于挑战自己脆弱的勇气，是贾先生让我做到了这点。 

文章节选

这就是贾植芳，他对自己做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开始清楚起来，不再是那个东京街头彷徨茫然的小伙子了，他记住了陈子涛的话：要活得像一个人！

1949年10月起，贾先生受聘震旦大学中文系兼任教授，那是一所天主教教会学校，法国人办的。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，贾先生就调往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。那时候，他是复旦的八大教授：郭绍虞、刘大杰（系主任）、方令孺、赵景深，后来贾植芳来了，还有朱东润、张世禄、胡裕树。

今天，当贾先生的学生范伯群先生已经成为中国通俗文学的开山鼻祖时，他依然感恩于贾先生给予他教诲……“贾先生记性好，他都是等人走了以后，深夜，在那里读书。他读很多很多的书。我进去的时候，我们中文系大概五十个人，当时一个系哪有多少人啊。五十个人不到，我们班上十八个人，后来院系调整，大概靠近三十个的样子，他开始教写作，一下子就跟大家关系搞好了，什么道理呢？大家不是要写作文吗？写好作文以后，他把每个学生都找到家里去，给你讲你这篇文章，好在哪里，问题在哪里，你应该怎么写，我看看你这个文章的路子以后应该怎么走，所以一下子就跟大家关系搞得很好。我觉得像我们的郭（绍虞）先生，我们都很尊重，朱东润先生啊，都是很尊重的。但是贾先生就觉得很亲热，所以大家都喜欢到他家里去。他的家里客人是不断的，他真正要备课要到晚上，深夜，大家都走了，到很晚了，他开始看书、备课。”

原来这个“书斋外的学者”，依然是在书斋内不断地学习。贾先生可能不喜欢把自己说成是“死读书”的人，所以宁可摆出一副不读书的样子，其实他学问做得非常扎实。对待教学也特别认真。

贾先生另一项重要的学术贡献，就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开起，正是在贾先生的提议和推动下，八十年代初，复旦大学中文系建立了比较文学的教学，这在当年的全国高校中，是最早设立比较文学研究室，并最早获得了比较文学硕士学位的授予权。他又参与创建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、上海比较文学学会，撰写多篇比较文学理论与方法的论文，并为多部比较文学著作撰写学术性的序言。

如今谢天振教授是比较文学的博士生导师时，他依然一再对我们说：“（贾）先生对比较文学的推动，我想一个是从学理上，呼吁建设发展比较文学学科，他有一个思想，一个观点，也就是说判断一个学科依据的标准，怎么算这个学科是建立了？贾先生提出，要看三个标准，一、看这个学科是不是进入大学的课堂；二、它有没有自己专门的杂志，所以这也是贾先生为什么特别地推动要建比较文学的这个专门杂志。第三个，就是它有没有自己的学科专著、理论专著，那么这又是贾先生一个贡献。”

作者简介

彭小莲，女，1953年6月出生，湖南茶陵人。彭小莲早年曾在江西农村插队九年，为返城于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，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。1989年，彭小莲应邀到纽约大学电影研究院任访问学者，并且在那呆了7年，在纽约大学电影研究院获得电影艺术硕士学位 。进入1990年代以后，彭小莲回国担任独立电影制片人，继续从事导演工作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