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瑶先生去世后半个月，我撰写了《为人但有真性情——怀念王瑶师》，初刊《鲁迅研究月刊》1990年第1期，后收入《王瑶先生纪念集》（天津人民出版社，1990年8月）等。此文传播甚广，且有不知名的朋友将其改题《王瑶先生的烟斗和酒杯》，刊《人民日报》（海外版）1990年2月22日。“当年发表此文很不容易，编辑为此颇费苦心，作了若干无伤大雅的剪裁；而国外的朋友正是借此文知道我的境况，日本的学者甚至将其译为日文发表——一大半为了先生，一小半为了学生我。”（参见陈平原《〈书生意气〉小引》，《书生意气》，上海：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，1996）除了文章写得不错，情真意切，更重要的是，很多人借此传达温馨的关怀。特别感谢樊骏先生在《在会长与主编的岗位上》中三次正面引述：“最近有人指出……”“他晚年的一位高足还用……”“有位青年同志忆及1989年初冬时节……”（《王瑶先生纪念集》第414—430页），明显也是别有幽怀。但有一点，近日重读《王瑶先生纪念集》，方才发现《鲁迅研究月刊》版和《王瑶先生纪念集》版小有差别，前者少了最后一段：“夜已深，窗外似乎下着雪，我抬起头，凝视着书橱里先生的遗墨，确信先生仍在关注着弟子的修身治学。我不能不谨慎着我的每一个脚步……”（《王瑶先生纪念集》第278页）这不像是避讳，估计是杂志版面的问题。日后此文多次入集，或连缀若干旧作而成《念王瑶先生》，用的都是《鲁迅研究月刊》版，若非此次重读，不会发现这一删节。
所谓窗外下着雪，既是自然现象，多少也传达了那个特定时刻的个人心境。十多年后，某次大雪，大清早起来，我专门跑到王先生原先居住的镜春园76号拍了好几张照片，发给远在英伦的师母杜琇等。恰好几天后，学校要我在新年晚会上代表北大“十佳教师”发言。除了几成套语的“获奖感言”，我更想表达的，是对于过去一年中不幸谢世的诸位师友之依依不舍。明知老成凋谢是自然规律，谁也阻挡不了；可一个小小的中文系，一年中，竟先后有六位教授仙逝，着实让人伤感不已。这篇题为《行过未名湖边》（《中华读书报》2007年1月31日）的短文是这样开篇的：
临近岁末，京城里终于下了场期盼已久的大雪。大白天，雪花纷纷扬扬，漫山填谷，既满足了公众观赏雪景的欲望，又给“瑞雪兆丰年”之类祝福提供了足够的谈资。行过未名湖边，看着冰面上嬉戏的少男少女，猛然间浮上心头的，竟是艾青的名诗《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》。明知眼前的欢愉景象，与诗人当年的郁闷与感伤风马牛不相及，可还是念念不忘。就像今人仍在吟唱田汉作词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一样，半个多世纪前诗人艾青的感叹——“中国的路/是如此的崎岖/是如此的泥泞呀”，依旧撼人心魄。更何况，我眼前的心境，确实也正被“寒冷”所“封锁”。
此前此后，我多次雪后到未名湖边散步，顺便看望那早已易主的王先生故居，在那里徘徊一阵，默默致意。
陈平原在王瑶先生故居（2005年2月15日）
在《行过未名湖边》中，我提及自己在北大百年校庆期间写的一则短文，题为《即将消逝的风景》，其中有一段话颇为煽情：“没有长须飘拂的冯友兰，没有美学散步的宗白华，没有妙语连珠的吴组缃，没有口衔烟斗旁若无人的王瑶，未名湖肯定会显得寂寞多了。”此文初刊《中华散文》1998年第5期，后收入各种集子，也是我传播较广的文章之一。
为何使用“风景”这个意象，因文中提及某年中秋，众弟子在王瑶先生家聚会，先生一时兴起，提议夜游未名湖。月光如水，幽静的湖面，不时传来年轻人的朗朗笑声。我于是引述明末张岱的《西湖七月半》以及现代诗人卞之琳的《断章》，称学识渊博且个性鲜明的老教授乃未名湖边亮丽的风景。我辈即便学业有成，也不见得都经得住学生们挑剔的审美的目光。
近日重读《王瑶先生纪念集》，看到赵园的《王瑶先生杂忆》和凌宇的《学魂》，都提及1988年庆祝北大九十周年校庆时，众弟子与王先生聚会的情景：“那一夜，他被一群门生弟子簇拥着，裹在环湖移行的人流里，走了一圈，兴犹未尽，又走了一圈”；“节日的焰火将未名湖上空变成一幅幅五彩的织锦。我们一边走一边交谈，不知不觉绕湖走了一圈，先生却兴犹未尽。于是，我们陪着先生又走了一圈……”。镜春园76号离未名湖只有一步之遥，王先生很喜欢在未名湖边散步，这个生活习惯，师母杜琇（蕴如）的回忆文章《无题》中有详细描述。
未名湖边叼着烟斗悠闲散步，或骑着自行车在燕园里“横冲直撞”，还有镜春园客厅里的朗朗笑声，那只是王瑶先生几幅有趣的“剪影”，或者说日常生活及精神状态的某一侧面。我的师姐赵园曾提醒：你看到的，不是王瑶的全部，而是其“最佳状态”。我同意她的说法。从1984年9月到北大读博士，到1989年12月王先生仙逝于上海，满打满算，我与先生的实际接触不到五年半。更何况，晚年的王瑶先生因处境优越（特殊时期不算），心态放松，说话无所忌惮，那种兼及鲁迅精神与魏晋风度的思考与表达，着实迷人。
我陪王先生未名湖边散步的机会并不多，更多的是在客厅里听他高谈阔论。王先生对自己的睿智与隽语颇为自信，越是人多，他越有说话的欲望，且表述也更精彩。
▴王瑶先生屋外师生合影（1989年春节）
镜春园76号是一个独立的四合院，门口有一对石狮，进门一个大院子，两株高大的柏树，还有青翠的竹子，雪后或雨后，石板路滑，走路得小心翼翼。据说此院曾是徐世昌的别墅，现在则为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，我读书的时候，这个院子住了好几家，具体分割我说不清。王先生书房取名“竟日居”，那是把“镜春”两个字拆散来的，没听说有什么深意。我常进的是先生高大且气派的客厅。王得后的描写最为仔细，值得大段引述：“王先生的客厅摆着一套明式红木家具：大书案，八仙桌椅，书柜。有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箱装四部丛刊。西墙上挂着三帧条幅：靖节先生画像和《归去来辞》全文；鲁迅《自嘲》诗手迹的水印木刻；沈尹默先生书赠的墨宝。客厅中央按凹字形放着一组沙发，沙发前是茶几，茶几前是一架彩电。”（《夕阳下的王瑶先生》，《王瑶和他的世界》第93页，石家庄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0）
要说吸引目光，客厅中最显眼的还属存放在木函中的《四部丛刊》。这套张元济主持编辑、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的大书，按《四库全书》的分类方法，编排成经史子集四部分，从1922年起，到全面抗战爆发为止，先后推出了“初编”“续编”和“三编”共502种图书，分装成3100多册，乃那个时代治传统中国学问最重要的基本资料。据王先生自述，“我打算要好好埋头做一个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第一流的专家”，因此“在庆祝北京解放的那几天，我就把以前准备逃跑用的路费买了很多的古书”（参见杜琇《王瑶年谱》，《王瑶先生纪念集》第449—450页）。这套皇皇巨著，也曾给五十年代初到访的程千帆留下深刻印象（参见程千帆《念昭琛》，见《王瑶先生纪念集》第42页）。可惜，目光远大的王瑶先生，在时代转折关头当机立断购买这套大书后，不久就转向了开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，这套大书的命运，逐渐沦为豪华的装饰品。
大书案上，玻璃板下，压着王先生的诗稿手迹。我曾在《八十年代的王瑶先生》（《文学评论》2014年第4期）中，提及此1980年元旦赋诗，辨析此诗的写作背景，以及“表决心”的实际效果：
叹老嗟卑非我事，桑榆映照亦成霞；
十年浩劫晷虚掷，四化宏图景可夸。
佳音频传前途好，险阻宁畏道路赊；
所期黾勉竭庸驽，不作空头文学家。
此诗见杜琇编《王瑶年谱》1980年则（参见《王瑶全集》第八卷385页，石家庄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0），我看的是手稿，就压在王先生书房的玻璃板下，相信很多人拜读过。吟此诗时，王先生才67岁，按理说精力尚可，确实也很想奋起，可实际效果并不理想，我在文章中有所描述与辨析。
读师母杜琇的《无题》，我注意到此前22年，王先生也曾吟诗一首，同样是压在书桌玻璃板下：
白旗飘飘旌封定，不准革命阿Q愁；
缘有直肠爱臧否，岂无白眼看沉浮。
毁誉得失非所计，是非真伪殊难涂；
朝隐逐波聊自晦，跃进声中历春秋。
那是因1958年“双反”运动中，王先生成了重点批判对象。此前《中国新文学史稿》因较多征引胡风理论而停止印行，此后其他著作也没能出版——谁能想到，这一停顿就是二十年！
王先生虽研究古典文学，也有不少诗歌方面的著述，但写旧体诗不是专长。两次历史转折关头的“述怀”，且都压在书桌玻璃板下，更多的是一种自我警醒。先是“不准革命阿Q愁”，后又“十年浩劫晷虚掷”，王瑶先生曾再三感叹，最好的年华都白白浪费了，等到可以大展宏图时，已力不从心。很多人表彰王先生成果卓著，只有熟悉的老友或身边的学生才知道他内心的痛苦、愤激与寂寞。
至于“文革”中的受难，朱德熙、严家炎、乐黛云、赵园的文章都有描述（参见《王瑶先生纪念集》），这里就不一一引述了。倒是吴小如晚年接受记者采访的一段话，值得留存与辨正：“我和王瑶在文革中是患难之交。文革时我也是挨批的对象。他从大房子搬出来换小房子，大书柜没地方搁，存在我家，落实政策才搬走。中关园的房子过去中间有广场，广场上有个乒乓球台，批斗时就站在乒乓球台斗王瑶。他有糖尿病，老得上厕所。我家离广场近，他就老来我家上厕所。他有两次受不了要自杀，都是我劝住了。”（参见舒晋瑜《吴小如：我不喜欢凑热闹》，《中华读书报》2014年5月14日）
王瑶先生1952年10月因院系调整从清华转到北大，先住中关园262号，1968年6月被勒令迁出，搬往北大校外成府蒋家胡同9号院的东房居住，1969年12月转镜春园76号，这才有了晚年时常未名湖边散步的机缘。见到过“文革”中王瑶先生狼狈不堪状态的师姐赵园，才会提醒我未名湖水虽浅，但并不等于从来静谧，或者“岁月晴好”。湖边飘过的，可能是风景，也可能是噩梦。
▴王瑶先生在中关园住所前院
赵园说得没错，我只见到“最佳状态”的王瑶，但从《为人但有真性情》（1989），到《即将消逝的风景》（1998），再到《八十年代的王瑶先生》（2014），随着时间的推移、年岁的增长以及阅读的深入，我对王先生的了解与体贴，自信颇多推进——这也正应了本组文章的总题“风雨读师”。
大风大浪里闯荡过来的王先生，对政治特别敏感，也喜欢议论，朋友或弟子有说他是“并不搞政治的政治家”（参见张恩和《往事如烟》，《王瑶先生纪念集》第121页），那有点过了。不在圈子里与漩涡中，没有内部信息，单靠读报猜测，再高明也只是隔靴搔痒。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体察，王先生的警告是准确的（参见乐黛云《一个冷隽的人，一个热忱的人》，《王瑶先生纪念集》第144页），但不等于是非得失的价值判断。别看他说话俏皮诙谐，但心里洞若观火，如何兼及理想与现实、高蹈与世俗、进取与迂回，先生掂量得很清楚。
去年八月，我那本怀想北大师友的《花开叶落中文系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增订再版，此书印制精美，唯一的缺憾是，第二页彩照的说明文字有误。题注称：1986年10月王瑶先生在北大临湖轩接待日本及美国学者，前排左起唐作藩、竹内实、王瑶、丸山昇、王先生夫人杜琇、丸山先生夫人丸山まつ、伊藤先生夫人伊藤千代子；后排左起孙玉石、李欧梵、耿明宏、张菊玲、黄子平、陈平原、杨鹤松、木山英雄、袁行霈、钱理群（伊藤虎丸先生拍摄）。最后上版时，编辑临时起意，将括号中的“伊藤虎丸先生拍摄”删去，理由是全书保持统一，别的照片并没写拍摄者。可他不知道，我手中有两幅构图一模一样的照片，另一张乃丸山昇先生拍摄，伊藤先生坐在正中间。那年头，照相机不普及，除非重大活动，只能这么轮流拍摄。选刊照片时我很为难，最后采取加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。经我抗议并说明缘由，责编方才大梦初醒，说重印时一定添上。
▴临湖轩合影（1986年10月王瑶先生在北大临湖轩接待日本及美国学者，伊藤虎丸先生拍摄）
为什么特别看重这帧照片，因其背后隐藏着惊心动魄的故事。1985年秋，钱理群、黄子平和我联名在《文学评论》上发表《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》，而后在《读书》杂志连载六期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》，在学界引起很大震动，有大声叫好的，也有上纲上线批判的。此冲击波甚至传递到国外，以至1986年10月，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“鲁迅与中外文化”国际学术讨论会期间，日本学者丸山昇、伊藤虎丸、木山英雄、竹内实以及美国学者李欧梵，专门要求到北大跟我们三人对话。那时人文学方面的国际交流尚未真正打开，北大没有多少经验，但又不好拒绝，于是通知王瑶先生出面主持，说是这样才镇得住。临湖轩是校方接待重要外宾的地方，一般不做学术讨论的场所，可见北大对此事的重视。因事先没接触，不知对方底细，加上那时的政治氛围阴晴不定，校方怕我们说话走火，提醒要多请教、少辩解。没想到作为座谈会的主持人，王瑶先生一上来就说他不同意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”这个概念，理由一二三四。接下来所有人的发言，一边倒，全都为我们说好话。事后他很得意，说他早就料到是这个结局。既然老师已经在教训学生了，旁人怎么好意思再落井下石呢？这就是王先生由人生阅历而来的政治智慧。
2024年2月18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
注：文中图片均由陈平原先生提供
首发于《钟山》2024年第3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