陆文夫（1928—2005）先生已经离开我们近二十年了，他一生波折，却著述名篇，深得读者喜爱。陆文夫书写江南姑苏风情，有“陆苏州”之雅称，而其少年时代却是在江北成长（16岁时方因病休养初到苏州），1969年末还曾全家下放到苏北射阳九年之久。江南与江北，是陆文夫的生活之地，也是他精神、品格的生成、涵养与磨砺之地。陆文夫之女陆绮在整理父亲遗作时，面对其自传体小说的未竟稿《半个世纪一个人》，一直遗憾天不假年，不能让父亲完成他所想记的人与事。多年间，陆绮女士一直在猜测和琢磨父亲意愿，提笔来记与父亲所共同经历的生活印迹。这里，陆绮女士对昔日家人生活的回忆，将与其父陆文夫遗作已有的文字穿插对照呈现，或可见出其早年生活与人物品貌之一斑。
一、女儿的笔记：遗稿与遗愿
“我们花了五年时间，才慢慢适应父亲已经不在了这个事实。”这是我在纪念父亲去世五周年的小型座谈会上说的第一句话。当时，我妈妈也在，她坐在我对面，开始擦眼泪。我顿时失措，脑子一嗡，不知讲了些什么。会后，母女相扶而归，一路无言。我还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两次，希望空寂长巷中出现熟悉的身影向我挥手，说一句：“转去吧，不要回头了。”
有些特别深、特别痛的情感，是无法言说的。
那就看看父亲写的书吧，他的一生都在书中。朗于人口的代表作《小巷深处》《美食家》，已经被解读得很透彻了。而我，面对的是他的一段自传体遗稿《半个世纪一个人》。它被从封存的U盘中打印出来。当年，很多朋友乃至出版社编辑都知道他在写自传，多有期待。由于他的逝去以及篇幅过短，遗稿一直被我们封存在旧物箱中。现在，它和《陆文夫文集》一起，置放在我的手边。
2006年，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《陆文夫文集》，卷首就是：“世界这么大，只写苏州”的陆文夫，是名副其实的“陆苏州”。
他的形象，在读者和文友的心中，是典型的“江南秀士”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日本摄影家齐藤康一先生为他拍摄过一组黑白照片，那时的苏州城还未经合理修缮，屋墙斑驳，破瓦颓垣，水井石桥半坍圯，临河的窗牖松榫脱叶，总让人担心会掉下河去。沿街面还算整齐，一拐弯，小巷小街就不堪了。为了拍照，我家一辆半旧的永久牌脚踏车被当成道具，扛到了四楼的阳台上。在这种杂乱的背景下，我父亲他穿个白衬衫，捏根香烟站在那里，骨相俊朗，画面一下子就苏州了。
其实，他是一个出生在长江北岸小村庄里的苏北人。十六岁渡江来苏州读书，高中毕业回江北。二十一岁又随新四军的华中大学渡江，解放苏州。然后在新华社苏州支社参与办报的工作，最后留在初创的《苏州报》当一名记者。在1949年的那个时点上，他是苏州城的“新移民”。
因为“他者”的眼光，我父亲这位来自江北的码头少年，被苏州这个千年古城的美震到天灵盖了。江南地界上习以为常的图景，在他那里，都能拨动青春敏感的神经。白天，他在小巷穿过，伏在门口的绣绷上的身影，轻盈又窈窕，辫梢上还结着花手绢；深夜，“这个古老的城市，现在是睡熟了。她安静地躺在运河的怀抱里，像银色河床中的一朵睡莲”（摘自小说《小巷深处》）。这是他早年间对苏州城的轻声咏叹，是溢出少年胸膛的激情，也寄托着他对旧社会尽快改造、旧人物尽快获得新生的书生善意。他最初的工作是报社工业组的记者，看到了不少苏州的人与事，但写作风格和边界很受限制，不能太放飞。所以，他就想写小说，这个东西可以安放他从长江岸边就开始滋生的想象力。
作家的笔法、影响力、传播度都是有年代感的。在父亲最初动笔的年代里，语言文化的倾向是逐渐宣教化、政治化的。雄赳赳气昂昂是主旋律。而他，蹊径另辟，以不同的笔法将非新闻稿式的抒怀、清新的文字和对小人物的关注呈于纸端。本质上是歌颂新制度的，只不过手法、角度、词语都切合阅读者的情感体验，令人耳目一新。“这就是我心中的苏州嘛”，读者们开始与他互相筑梦，同情共理。提到苏州，就有他的文字在浮动，好像在代言。
于是他有了点小名气，继续写。
这一写，就是半个多世纪。
2005年2月，他住院的时候，我去陪伴。病房里有电视，九点半之后会播报股市新闻和滚动播放个股消息。他坐在病床上，插着鼻吸氧气管，津津有味地看着，突然说，“你做的民生银行今天涨了！”（注：我曾长期担任民生银行董事会的法律顾问。）
我听了，笑起来：“你这数学不及格的人还关心什么股价哦。”
他想了想说：“喏，高中毕业时，有个同学的爸让我到香港什么银行去当跑街……”
“哦？是吗，要是你不写作……”
这个话题接不下去了，我俩长久地沉默着，听氧气管咝咝作响。
1995年，他写完长篇小说《人之窝》后，健康状况下降了，哮喘肺气肿频发，体力受限，就写点散文，把主要精力放在《苏州杂志》的编撰上。他称之为：“搏一记，给苏州留点东西。”我在北京工作，我们每天通电话，我每天问：“今天怎么样？咳嗽了没有？瞎吃老酒了没有？”假期回苏州，坐在他对面，说的都是家常杂事，偶然问问：“接下来写点什么呢？不弄长篇了吧？忒吃力。”
他想了想，说：“恐怕还要回过头去看一看。”
他的目光终极之处是哪儿呢？
我想，那是长江北岸被江沙搬来的圩港小村庄。那里有江水的涛声沙沙，有我曾祖父辛劳侍种的江沙田，有我祖父经营的轮船公司，有总是惦念着儿孙们“腹中饥，身上寒”的曾祖奶奶和我奶奶，还有那四条分别叫正大、隆大、洪大、智大的大型机器轮船。
更深的夜里，它们会无声地划进他的梦中。
所以，尽管他认为作家这个职业并不美好，写作这件事，“还是不要干为好”，但又总觉得“还有一篇东西要写”。
这一篇东西，就是他的自传。
作家是社会生活中的敏感分子，尤其是经历了动荡年代的写作者。他们觉得，自己的经历，远比那些听来的故事、采来的风要精彩许多。而且，父亲的内心深处，对自己在文学道路上的遭遇很在意。年老之时，他常常会思忖“命运”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于是，就生出一个宏愿：把我们这长江边上一家人的跌宕起伏诉诸笔端，来个横跨半个世纪的长卷，记录和叙述几代人、一群人的命运，岂不很好？据王蒙先生的回忆：“一九九○年初冬，上海文艺出版社在淀山湖召集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……我与陆文夫同住一室……，陆文夫早就对我说过，他接下来要写的就是六十年与一个人。”（摘自王蒙自传《九命七羊》）
我在他遗稿中确实看到了自传性质的文章。纸本手稿的动笔时间大约在1988年左右。此后，他写写停停，增增删删，版本若干个。有时是自传体的，主人公是“我”，有时是小说体的，主人公名叫“鲁文河”（陆文夫的谐音）。在电脑中遗存的文稿名暂拟为《半个世纪一个人》，定位是自传体小说一类。虽然父亲以写作缓慢而出名，但，这一次的进展尤其缓慢……
文稿断断续续地写着，2002年5月突然就中断了，中断在“以免弄”三个字上。这一年，我妹妹陆锦被诊出重疾，预后不好。他心乱如麻，不知所措。面对可能成为孤儿的小外孙女晨子（因为陆锦是离异单身），他常常是打开电脑，手就敲不了键，哆哆嗦嗦的，挡在眼上。
是的，半个世纪一个人。这个人的命运在走动在起伏。用第三人称的视角写作，可以用笔冷静，顺着命运的骨架汇聚山河，熟练的技巧会使文字精彩飘逸或者惊心动魄，小说就好看了。可他是在写自传啊，掰着指头数来，外在的风波平息，文学创作的环境宽松，正打算好好写一场，身体的病痛来袭；自己的病痛还能慢捱，贴心的小女儿又危在旦夕；自传变成血泪账，没办法写了，只好搁置。
“天亡我矣！”我们为陆锦看病奔走时，他对我说过两次。
他的生命停止在2005年7月9日。他的长卷也只写了三章，区区十九个页码。
2023年3月8日，母亲去世四个月后，我将父母亲并骨于苏州东山的华侨公墓。不远处，是我妹妹的墓碑。半个世纪，一家人都走散了，仅我唯存。站在墓园眺望太湖，暖水温山，船小如点，不由人生出来路与归途的感慨。我有点恍惚，觉得我来自另一片更大的水边——长江北岸。长江是浩荡的，它不仅能航大船承重载，还会搬土地呢。这条大江联结着我家的血脉，承载了四代人的悲欢……我父亲写过的，他有遗稿。遗稿里有江水搬来的沙田，聚集着很多未曾谋面的家人，他们在二楼北侧的箱子底下，在细语、在诉说，在等待浮出尘烟。
安葬母亲后，我把父亲的未完稿从尘封的旧箱中翻找出来，认真地阅读了那一堆纸本手稿和若干个PDF文档。可以连贯编辑的文字只有三章，约十九个页码，太少了，确实难以成章。可我觉得写得很好。虽然篇幅不长，但思忖和盘桓的时间跨度很长，看得出，他是准备定下心、铺开来，大写一场的。可上天没有给他这个机会。不过，信息爆炸时代的生活方式，改变了文学爱好者的阅读方式，读者们可以接受开放式、碎片化的描写，也可以欣赏没有故事结局的小说片段。
我无力将他的文稿续写完成，也没有必要。我能做的是，把父亲在生命终末期用力写下的文字片段发掘整理一下，了却一个遗愿。
二、父亲的未完稿：《半个世纪一个人》
第一章 长江下游的一只小蚂蚁
1928年的春天来得早，三月底就有些燠热。那一年是龙年，又是闰二月。后二月初一的夜里，突然阴云四起，到了下半夜便狂风大作，雷鸣电闪，雨点打在干硬的土地上噼啪有声，闪电不时地把大地的一角照亮，偶尔也照亮了长江下游的一个小小的村庄。
这村庄小得连名字都没有，附近的人都把它叫作四圩。四圩其实不是名字，而是编号。在宋代之前，这一片土地并不存在，是长江的水把它从什么地方搬来的。长江是一个搬沙的能手，她可以从北岸把一片土地搬到南岸去，也可以从上游把大片的土地搬到下游来，这要看她愿意在什么地方养育她那逐年增加的人口。
土地是块馅饼，人是一群蚂蚁，当一块土地从长江里冒出来之后，那蚂蚁便从四面八方爬过来，无立锥之地的农民纷至沓来，来开垦这江边的荒地，称之为种沙田。
拓荒者修整了土地，却没有为他们的村庄取一个名字，而是马马虎虎地用编号来代替，叫什么头圩、二圩、三圩、四圩……
闪电又把四圩照亮了，瞬息间显现出一个长满树木和竹林的村庄，有几十户人家散布在树木和竹林之中，来不及看清村庄上的一切，竹林和茅舍都是黑森森的，只有村庄前后的两条小河泛着银光。
闪电之后，四圩又沉浸在黑暗中，可在黑暗之中却有亮光一点，村庄的中间，有一户人家点着灯，那灯光一直亮到曙色萌动，鸡叫头遍。在此起彼伏的鸡鸣声中，突然听到了婴儿的啼哭，一个孩子呱呱坠地，当然不是坠在地上，而是坠在一个木盆里。这个孩子就是本书要叙述的鲁文河，四万万同胞中的一个人，长江下游圩田上的一只小蚂蚁。
鲁文河生下来不久，村庄上来了一个算命的瞎子。那年间，农村里的残疾人有两种最好的职业：瞎子学算命，跛子学皮匠。瞎子看不见世界，却看得见内心的过去与未来；跛子不能走路，做皮匠可以坐着不动，缝雨靴，绱鞋子。
算命的瞎子有三种：全瞎、半瞎、瞪眼瞎。走路的方式也有两种：有些瞎子是用明棒探路，独自行走；也有些瞎子是由一个小姑娘搀着走，这要看他是属于哪一种瞎子。有人搀的瞎子不仅会算命、卜卦，还会说唱。瞎子拉二胡，小姑娘唱小曲；小姑娘打檀板，瞎子说古今。说的内容有精忠岳传，还有洋鬼子炮轰大沽口；唱的内容有荤有素，素的有孟姜女万里寻夫，荤的有等情郎和十八摸。
小姑娘搀瞎子不是搀住瞎子的手，而是拉着瞎子手里的那根叫作明棒的竹竿，一面走一面照：“当心缺口，大跨一步。”小姑娘一只手搀着瞎子，一只手还要敲响一面银板。那银板是一个明晃晃的镀镍的铜片，用小铜槌打击，发出一种尖锐的、嘤嘤的长鸣，那声音在寂寥的平原上传得很远，好像是利刃把寂寞划出了一条裂痕。
瞎子的银板声从四圩的东面传过来了。来的这位瞎子姓张，有人说也不一定就是姓张。张、王、李、赵是大姓，张是百家姓上的第一姓，农民弄不清一个人到底姓什么的时候，便猜想他是姓张，命中率大一点。张瞎子也不置可否，随你叫，张、王、李、赵他都答应。他戴着一副黑眼镜，是全瞎，而且是由一个小姑娘搀着的，那形象和现在电影里拍出来的差不多，只是现在的电影里往往少了点道具，那瞎子的背上还背着一个褡裢。所谓褡裢就是两个连在一起的、长长的布口袋，布袋搭在肩膀上，背后的袋口里插着一把二胡，胸前的口袋里放着烟筒、火柴等等。搀瞎子的小姑娘肩上也有一个褡裢，那褡裢是放粮食的。农民的手里没有现钱，付费往往是用粮食或鸡蛋代替。那搀瞎子的小姑娘实在是受罪，没有生意的时候要饿肚子，生意太好了又背得汗流浃背，有时候还得尖着嗓子唱那种等情郎之类的东西。
四圩上的人都认识张瞎子，连村庄上的狗也都认识他，他来的时候狗都不虚张声势地狂吠，而是忽前忽后地在他们的身边欢跳着，表示亲热。
张瞎子就住在四圩西头的关帝庙里，和一个老道士住在一起，他清晨出去做营生，晚上总是在二更左右才回来，回来时边走边拉二胡，那悠扬的琴声如咽如叙，在寂静的夜空中回荡。夏夜乘凉的人听到琴声时便会说：“不早啦，张瞎子都回来了。”隆冬严寒，早晨睡在床上不肯起来的人，听到那银板嘤嘤作响时也会说：“不早啦，张瞎子都出门了。”
张瞎子的银板声音惊动了鲁文河的奶奶（当地人称祖母为奶奶），她相信算命打卦，新添了一个小孙子之后当然要为孙子算个命。一听见瞎子的银板响，便从家里搬出一张长凳，放在门前的打谷场上，叫了一声“瞎先生”，这是一种对瞎子的尊称。
张瞎子眼瞎嘴甜：“鲁奶奶，我听说你家又添了一个孙子，特地来为他算命，今天算命不要钱，算是我的一份人情。”鲁奶奶笑起来了：“哎呀，我还没有请你吃红蛋呢。”
鲁奶奶开始介绍她的小孙子鲁文河了，不，那时的鲁文河还没有名字，只能先报上生辰八字，说这孩子是龙年的后二月初二，鸡鸣丑时生人，生下来的时候大风大雨，电闪雷鸣，赶来接生的、那个开磨坊的谢奶奶在路上跌了好几个筋斗。大风大雨中生下来的孩子，命中是否有什么过节？风吹、雨打、雷劈，都不是什么好兆头。
张瞎子听了以后，掐着手指，念念有词，突然大吃一惊：“不得了！今年是龙年，你家孙子是二月初二鸡鸣丑时生人，二月初二龙抬头，云从龙，风从虎，降生时大风大雨，那是真龙下凡，鲁奶奶……”张瞎子欲语还停，“鲁奶奶，不是我瞎子瞎说，照命书上来讲，你家孙子是真命天子，将来要做皇帝！”
“……哇！”鲁奶奶大吃一惊。那时候已经是中华民国，皇帝已经变成了总统，总统又变成了委员长，谁再想做皇帝要杀头。鲁奶奶听说过，有个什么地方曾经出过皇帝，皇帝的宝座设在城隍庙里的戏台上，皇后和城隍娘娘住在一起，御林军挎着匣子枪站在庙门口。结果，那皇帝被官府抓起来了，是拖牢洞死的。这拖牢洞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刑罚，说是先在监牢里把人弄死，再从一个牢洞里把尸首拖出来。绑赴刑场杀头还有个说法，这拖牢洞可是死得不明不白的。
张瞎子虽然看不见鲁奶奶惊愕的表情，却听得出那惊讶的声音。他也觉得自己的话有点不妥了，现在还说做皇帝确实有点不合时宜。再掐指一算，就化险为夷，连忙说：“还好，还好，幸亏今年是闰二月，你家的孙子是后二月初二生的，晚生了一个月龙就抬不起头来了，即使是条龙，那也是浅水龙，被困在沙滩上，飞不起来了……不过，龙还是龙，虽然不做皇帝，也能大富大贵。”
从此以后，鲁文河便有了一个乳名，叫贵儿。
那一次，张瞎子虽说不要算命钱，可鲁奶奶却给了他三升米，外加五个鸡蛋当喜钱。
鲁文河的命虽好，鲁奶奶却并不欢喜，她不希望鲁文河大富大贵，她相信“三两黄金四两福，多了一两便遭罪”。谁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福分，拥有的黄金还是少一点比较保险，家财多福分小，就会死人、失火、遭强盗，这是天意。不求大富大贵了，只求平安成长，身强力壮，能挑担，能车水，将来讨个老婆，生个儿子，让奶奶见过重孙后再上西天。见过重孙的老太婆，死了可以穿红戴花，一切罪孽都可以被阎王赦免。
鲁奶奶之所以不企望大富大贵，还因为她对富贵没有具体的概念，她一辈子没有进过城，也不知道富贵人家过的是什么日子，她总觉得自家能有今天已经够了，再想发财是要惹祸的。农村里有句老话，叫“贪心不足，减去八百”。说是玉皇大帝本来答应人可以活到八百岁，人嫌少，再向玉皇大帝去争取。玉皇大帝也很爽气，便答应人可以活到一千岁。人还嫌少，还要讨。玉皇大帝光火了：“贪心不足，减去八百！”所以现在的人最多超不过两百岁。鲁奶奶的这些想法，都是些老祖宗传下来的故事，鲁奶奶再向下传，听众就是她那差一点要当皇帝的小孙子。
鲁文河听着奶奶的故事长大，从小就没有什么伟大的理想，也没有立志要飞黄腾达，光耀门楣，他的理想也就是奶奶的希望，希望自己快快长大，长得有河坎上的小桑树那么高，然后便讨老婆，挑担子，栽秧、割麦、推车子；过年的时候能够参加舞龙灯，舞狮子；老了可以不再推车挑担，夏天坐在树荫下乘风凉，冬天坐在草堆旁边晒太阳……平安、自足、生生不息。鲁文河这么一只小小的蚂蚁，他的想法当然也爬不出老祖宗所画下的圆。
全文请见《钟山》2024年第2期。
